民国时期的上海，一群电影人聚集在一栋豪宅里。
有大富豪制片人、无名编剧、烂片导演、曾经的默片皇帝、过气女明星、武打替身演员，还有两位剧本顾问，共八人，围坐在一张桌子前，欲将前不久发生的“三老案”翻拍成电影：三位掌握上海滩经济命脉的大佬，一夜之间被人杀害。
讨论的间隙，编剧突然发现一位剧本顾问戴着脚镣——原来豪宅就是凶案现场，凶手正坐在旁边。故事由此开始转向。
这是导演刘循子墨执导的首部电影《扬名立万》的开场，像极了一场剧本杀——一帮人推理出凶手，还原其作案过程与真相。自11月11日上映以来，票房持续走高。截至11月28日，该片以6亿票房成为本月影市头号黑马。
随着影片票房狂飙，关于《扬名立万》的话题也居高不下，有人为“还原迷案真相”而着迷，有人被“凶案背后的善良和温情”所感动，还有人对“那帮电影人的结局到底是生是死”争论不休……
“观众的有些感受、解读是我料到的，有些我根本没想到，怎么说呢？观众的解读永远比我们创作者要高明。”刘循子墨对《环球人物》记者说。
一部电影的诞生
《扬名立万》的创作开始于2018年。
那时，刘循子墨正处在迷茫之中，因为电影《报告老板！》项目的搁浅，他不知该何去何从。《报告老板！》系列是他一手打造的网络短剧，自2013年上线以来，红极一时，很多观众成为“死忠粉”，看了一遍又一遍，念念不忘。基于此，刘循子墨想将之拍成一部大电影，搬上银幕。
“项目中断后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每天什么都不做，就是拼命地想，想为电影寻求更好的拍摄方案。”刘循子墨回忆说。冬日的一天，在朋友的推荐下，他看了一部电影《广播时间》，之后豁然开朗，决定另辟蹊径，创作另外一部电影。
《广播时间》是日本“平成喜剧之王”三谷幸喜导演的处女作，1997年上映。故事发生在一个电台，声优、导演、编剧、经纪人、剧本作者，齐聚一堂，在争吵和讨论中，完成了一部广播剧。
“这是一部精彩的群像戏，三谷幸喜拍的是‘人’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，人与人相处时暴露的人性，都被他抓住了。”刘循子墨回忆说。当时，他就想：一部广播剧的诞生可以拍成一部电影，那么一部电影的诞生是不是也可以拍成一部电影？
有了灵感之后，刘循子墨的思绪停不下来，开始构思电影。他记起编剧里八神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，叫《片场日记》，讲的就是剧组发生的事：一个小编剧在片场里，突然发生了意外，一个关键道具弄错了。他要根据这个变化去更改剧本，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。
“看这个故事时给我笑坏了，一直忘不掉。”刘循子墨说。他立马找来里八神，两人一拍即合，并定下来电影的名字——《一部电影的诞生》。
后来，刘循子墨拿着名字去注册，发现已被人抢注，经过团队商议，更名为《扬名立万》。
刘循子墨一开始就将电影的核心定为“人”——“就是一帮电影人”。常年在影视圈行走，他对这些人并不陌生，难的是如何来表现“人”，表现人与人之间的戏剧冲突。他又找来好友、也是《报告老板！》的主创张本煜、柯达，再加上里八神，四人组成编剧团队，每日开创作会，“一天没聊明白，第二天接着来。疫情期间，大家每天都在家穿着睡衣，开视频会议”。
故事就这么“聊”了出来，背景设置在民国。抗战结束后，一帮电影人陆续从各地回到上海。
一个过气的制片人陆子野，叫来几个和他一样过气的人：导演郑千里，总拍烂片但都大卖；默片皇帝关静年，日暮穷途，平时靠陪阔太太打麻将糊口；编剧李家辉，本是记者，因得罪权贵被封杀，改写剧本、写影评；女星苏梦蝶，曾红极一时，傍大款不成反被骗，不得已重返娱乐圈；好莱坞武替陈小达，在西方没法施展拳脚，想回国开武术班……
·《扬名立万》剧照。
“当时的上海，电影市场几乎被外国电影垄断。这帮人拍电影，往大了说，是想振兴中国电影；往小了说，是想扬名立万。”刘循子墨说。
一年半后，剧本完成。再后来，就有了现在银幕上的《扬名立万》，前半段由一系列天马行空、啼笑皆非的事件组成，后半段则笔锋一转，向推理靠拢。“最核心的表达，是一群电影人在揭露一桩案件的过程中，展现出来的对黑暗社会的探讨，对动荡时代底层人艰难生存的同情和关怀。”刘循子墨说。
在电影的结尾，这帮电影人不顾生命危险，拍完揭露真相的电影，李家辉也发现了凶手杀人的真相——保护和救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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